高昭一：劫后重生

┃Personal History

劫后重生

© 高昭一／文

赵俪生与高昭一

　　1．困难·更生

　　这时候，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国家领导人周、朱、毛相继逝世。“四人帮”的嚣张气焰、赫赫势力曾一度压得全国人民透不过气来。国家、人民面临着危难。谁能收拾这个残局，谁是当代最最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全国人民都在翘首希望来个变局，的确，事物发展到走投无路，变革就应运而生了。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正是如此。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在这种形势下，我家也有了一线复生的希望此时百业待兴，人才奇缺。这几十年来，对知识的作践，使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差不多都被整得剩不下许多了，而新的一代眼看着快要垮掉了，振兴教育，培养人才是刻不容缓的事。全国各大专院校又要开始招生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事。这么多年来，国立大学名存实亡，有多少有志于学习的青年，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道路上自寻门径、埋首学习。对考零分录取、凭身份走后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其资质备受社会质疑。在乌烟瘴气的政治气氛下，世风日下，邪气上升，斯文扫地，正义受欺，这一团乱糟糟的局面，再不能巧舌如簧说成是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规律吧？更不能说成是进步、是革命吧！这个魔障所设的天幕，终于撩开了一角，透进了一线阳光。

　　2．孩子考大学·爸爸平反

　　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我的家庭也跟着逐渐有了起色。我的一双当工人的儿女，分别考取了兰州大学七七级的历史系和外语系。儿子学历史，小女儿学英语。我同他们讲：“按年龄，这次大学考试对你俩说是最后一班车，你们凭知识、能力挤上去了，但不要满足，你们已是耽误得够戗了！儿子开始上大学的年龄，虚岁27，仅差一年，就是爸爸进入大学当副教授的岁数，而你才开始读大学一年级，要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时光。”小女儿读外语，对她说比较裕如，她将业余时间用于自学历史课程上，她还是向往走爸爸的路，这条路是艰苦的无边无际的旅程，要坎坷一生，而她却选中了这个……
　　最感兴奋的是，中央领导决定，给1957年划右派的事重新甄别、改正。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在甘肃兰州大学，而当初划右派时是山东大学搞的，故在当时改正问题上还是有不少曲折的。给右派平反在甘肃省做得利落、快当，而山东省那边迟迟不动，脚步很慢。当时山东省当权者对此思想不通，要观望观望，说不定是一阵子风，刮过去就又没事了，何必多此一举。其实是不愿意叫如许众多的右派翻身，右派翻了身那还了得？我们“左”派还有啥好用呢？！这么多年，理直气壮的外行领导一切，形成根深、叶茂、蒂固的官僚阶层。他们永远是外行，他们永远是领导，这就如天经地义一般。皇权时代的传国玺不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乎？！源远流长的统治者、政治家，总是想方设法永远永远地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力。山东给右派改正脚步远较其他省份落后。落后也罢，俪生总算熬到被卸下了政治枷锁。那时，我们全家人觉得如同久禁的囚徒，突然窥见了天空，其兴奋程度难以想象。但又一深思，我们有啥罪呀？硬将我们，不，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并发誓、发狠地说：“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谁之过？上天知道。
　　从名义上看，俪生的一切待遇算是恢复了，这一点我们一家人将铭记心头，感谢党中央英明、果断的领导同志们。由于政治上的初步松动，兰州大学决定让俪生招收研究生。俪生原本是“编外”人员，哪里有资格招收研究生？一天在路上碰到了兰大教务长崔乃夫同志，招呼俪生准备招考研究生。俪生回答说：“我是编外人员，没资格招生。”崔笑了，说：“书呆子！编内编外改一个字不就成了嘛。”可见“编外”、“编内”对领导者来说，是一件平常、随便的事。俪生下决心，一次招收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即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全国招生，考试结果，录取了七名学生，土地制度史五名，农民战争史两名，编为一班。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俪生一人独自负担，从讲授、到辅导到科研，他全力以赴，辛苦极了，他又开始了不要命的工作。
　　每逢俪生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便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也都被汗水湿透了。每次下课回家，都得重新换内衣。名义上是七名学生，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学生们为了听课预先占座位，这样他不是讲小课，而是开大课。那时，所有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他的课。而那些研究生的导师也乐得如此，这些人可毫不费力，坐收成果。关于这些，俪生从未计较过。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谈何容易，打马虎眼走过场确实容易，就是认真难。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俪生当之，庶几无愧。
　　可客观环境并非一帆风顺，领导的偏见和私心，不正之风拉帮结派，在层层领导内部串演变化，给学校的教育事业带来很坏的影响。如同样是研究生，看是谁带的研究生，对待情况有很大差别。这种做法，在层层领导内发挥作用，这种歪风邪气通过堂皇的渠道成为合法的现实，真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初我认为可能因为西北地区落后，才产生了如此结果。后来，我陪同俪生走遍了全国许多大专院校，除讲学外，顺便观光学习，考察结果大同小异，莫不如此，只好喟然长叹！我的思想可能太落后了，但我坚持把时下的种种，放到历史发展的前景来看，这迟早会有所报应的。

　　3．孩子们的近况

　　在贵州工作的女儿赵红，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参加考试合格被录取。从她参加考试到确定录取下来，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周折，我们只从报纸上看到高考舞弊的情况，事不关己，只是当新闻读读就算了，从未考虑到它的后果。这次研究生考试，真的使我们面临了一场坑害人的把戏，假如我们不是兰大教师，那么这场丑剧他们就演成功了。红儿考试的分数，我们由阅卷老师那里得到底细，按次序排列她在第八名，录取名额为十名，无论如何计算，她在十名以内。可名次到了研究生处，就变了样儿，赵红被排在十一名。因为研究处正、副两处长闹矛盾，把消息透露出来。俪生感到事情紧迫，当即找了刘冰校长说明此事，同时又到教育局找到刘海声副局长，声明兰大科研处录取研究生有舞弊情况。记得那是星期六的事，下星期一研究处就要将考生录取结果报局审批。刘局长听了俪生的汇报，甚为恼火，他在星期天到兰大来召开了一次会议，查阅结果属实，随即划去顶替赵红名额的一名男考生。就这样，赵红才被录取了。当然，为了这件事，是要冒犯一小撮儿官儿们的，事后，他们造谣生事，倡言：“那个老右派赵俪生不好惹！”这不是好惹不好惹的问题，而是真理在谁手里的问题。“四人帮”时代，官儿们想咋办就咋办，小民百姓哪有争辩的权利，按公平合法办事，就叫“不好惹”？用北京话说：“真新鲜！”
　　红儿考取了兰州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她又只身回贵州息烽，办理结束贵州息烽的一切事宜，回兰后又开始了她的读书生涯。在读研究生期间，她与已故兰大校长的小女儿江燕妮结成了好朋友。两人合住一套公寓，同吃同住有两年之久，直到燕妮结婚离开兰大为止。她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儿子赵缊和同班同学陈青荣女士结为夫妇。青荣是陕西户县人，从小跟父母在青海德令哈长大。她的父亲因出身地主家庭，农学院毕业后，就被远分往德令哈当劳改农场技术员，从此他们便以青海为家。青荣有姐妹五人，她居长，从小过苦日子长大。她幼时，带妹妹、担水、做饭、缝补、编织样样来得，心灵、手巧，人品、学习均好。她同缊儿数年同学，彼此了解深，最后两人成了家。我们全家都喜欢她。
　　俪生的事业和我们的家庭一步步艰难地走向正轨。俪生参加了几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接触到不少过去学术界的同志和朋友，最初大家见面，都有隔世之感。我常私下里想，打倒“四人帮”，是我们家庭得到的第三次解放。我们终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国民党手里、“四人帮”手里，几经生死斗争，重新站起来了。
　　俪生给研究生开了各门课程，有时上大课，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一齐上课。他指导研究生怎样从事科研，将他们一步步领入科研门径。他不工作则已，一工作起来就是认真、认真，第三个还是认真。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又忘乎所以了。他一心扑到读书上、科研上、学生身上，从不查访外界的活动。我看，当今当世，死读书、死卖劲，不是工作的有效办法。当今老一代的人，尤其是念书人，缺乏机智和应变能力。用时下的话说是“不懂得政治”，不会耍手腕、玩花招、结党拉派谋私，因此就这样三转两去，命运总是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关键时刻，使你动弹不得。客观的种种作为和事实，经常一次次冲击着人们，我们从其中也曾受到过不少正、反的教育。像俪生是受过生死教训的人，可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也不会枉道待人，因此他的境遇还是艰苦的。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用到今天，我觉得有些不合适了，匹夫、匹妇哪能负起兴亡之责呢？！就好比“花钱买经验教训”，这“钱”是匹夫、匹妇掏的，这“教训”难道还是该匹夫、匹妇来负责吗？那“花”钱的人跑哪儿去了？

　　4．研究生论文答辩风潮

　　时间如流水，消逝得那样快。几个冬去春来，交织着人们的忙忙碌碌，七七级大学生、七八级研究生都面临毕业了。他们的毕业论文一沓沓、一摞摞地堆到俪生的书房里，这是同学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也凝聚着导师的点滴血汗。我们站在这些智慧的创造成果跟前，俪生满怀喜悦，他真正地感觉到这是一次丰收，同时幻想着“科学教育春天”美好的未来。
　　研究生毕业论文，按规定要到社会上其他院校聘请名流专家进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方能毕业得到学位。这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大家都在摸索前进。俪生为此发给专家们数封请柬，但有的因有事缠身没有空闲时间阅读论文，有的则谦逊说资历不够，婉言谢绝了。最后请来请去，冒请了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田昌五其人，他很痛快地回了信，答应了当本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导师。最出人意料，俪生没有接到通知，田昌五本人已经驾临兰州。俪生同他素无来往，只是在有关历史科学的各种杂志上读到过他的作品，感到他理论基础还好，且是同行，他对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均有研究。从业务上说，请他来当答辩导师，也是很自然的。
　　没想到答辩导师来得这样突兀，历史系招待他在专家招待所住下。闲着没事，人来人往尽是交际活动。田本人是活动家，又接触到历史系的不少活动家，这些人很容易在感情上或什么看法上很快交流渗透，且能相互配合，默契行事。另外的答辩副导师由系主任或任课导师从本系教师中选定。这次，系主任张代经又聘请了华东师大的谢天佑副教授和谢的助手王家范组成了一个不小的答辩组织。当时人选计有：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田昌五，西北师院历史系教授金宝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谢天佑、助手王家范，兰大历史系副教授杜经国、刘光华、李蔚等。甘肃省图书馆的周丕显先生闻知名单后，曾对我们的学生说：“赵先生怎么请了这么些刀斧手来？”我当时听到后也没在意，认为是句玩笑话。
　　首场答辩的是研究生白文固，白是甘肃榆中人，平时学习也很用功刻苦。他的论文题目是《唐代寺院经济》，由金宝祥教授当主任导师，金教授是唐史专家，他说话有权威性，可以控制会场。他高度赞扬论文写得有水平，至少是目前甘肃地区各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们所不及的，这一评价，可能使在场的人有不少复杂的心理活动。从现象上看，一致通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顺利地拿到学位并毕业了。一下午只评议了这一个研究生。金先生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声明只评这一个有关唐代的。底下，就由其他先生评议了。
　　散会后，议论纷纷。研究处的一位副处长说：“这学位拿得太容易了，我看，应抓紧把关。”他的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部分人的支持，尤其是一些副教授心底不服，觉得金教授说研究生的科研水平超过他们，有些过分了。那么，走着瞧吧！
　　第二天下午轮到霍俊江答辩，他是河北保定人，论文题目《论唐代均田制》。可能事先有什么风声（大学生的信息比我们灵通），因此那次到会场旁听的学生很多，挤满了教室，空气十分紧张。金先生请假未出席，参与评议的兰大副教授、讲师们，显然都有较充分的准备，一上来就摆开阵势，会场上这里、那里接连发出了排炮一般的质问。霍俊江粗心大意了，没有意识到先生们会如此刻意地找碴儿。他愣了，慌了手脚，大脑不听使唤了，对应接不暇的提问招架不住，最后都气哭了。评议的先生们可得意了。在布置会议时，田昌五主任导师宣布纪律，首要的一条，任课导师在会上无发言权（不知根据什么规定的，当时并无回避制度），俪生只能坐旁听席。很明显，此后要封住导师的口。俪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场的局面。他在想，霍俊江是这一届班上学习最努力、人品最端正的一个好学生，却遭到如此对待。他感觉到这不是论文答辩，而是变相整人、整学生，同时让任课导师下不来台。他心中憋下了气。事后，霍俊江给班上留下了一纸字条，当晚搭车回保定老家了。
　　第三位答辩的研究生是杨善群，他是上海历史学家杨宽的儿子，也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学生。他是农民战争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偏重于对领导人物朱元璋的评价。杨善群为人大大咧咧的，遇事不过火，可能是由于年岁大的关系，在科研、处世、为人上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他的史学观点和导师差距也大，为了尊重学术自由，俪生对他总是客气地持保留态度。话说回来，他为什么年岁这样大了，还要读研究生？他是想通过研究生毕业重新再分配回上海，与妻儿团聚。他预先活动好了，毕业后回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谁知这次答辩冤家路窄，偏偏遇到了他的两位学长当答辩副导师——谢天佑和王家范！这次场面比霍俊江答辩时更加奇特了，质疑导师们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认为论文从头至尾均无是处，抹杀了阶级斗争，观点反动！可杨善群本人是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他对斗争太习惯了，因此毫不在乎（他比霍俊江“油”），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最后，谢天佑毫不掩饰地恫吓说：“考虑你的前途！”言外之意，就是你毕业之后休想回上海，更不能进华东师大历史系了，露出一副十足的“左”倾霸道劲儿！最后评议结果，是准其毕业，不授予学位。华东师大他是回不去了，但上海社科院还是开着门的。几年来他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尚好，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目前他已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了。只是后来听说他与父亲杨宽间的矛盾闹得有些离谱，这让我们心里也很不愉快。
　　答辩的戏越演越热闹。第四位答辩研究生轮到了葛金芳。他是上海人，在北方长大，平时即以思维缜密敏捷、语言犀利见称。他的论文是关于宋代土地制度的。他目睹了前两场的情况，凡是见识过前两场答辩的文科研究生和大学生们都很气愤。他们私下里给葛金芳打气：“你葛金芳哪点儿不如他们，要沉着应战，杀杀这些刀斧手的气焰……”答辩开始了，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的，都在凝神贯注地旁听。答辩师们施展故技，用排炮的办法向研究生发问，招招凶狠，皆在断其理论根脚。葛金芳很冷静，反应机灵，临时把这些一连串的炮弹分门别类，给予理性地迎头痛击，用以巩固自己论文的观点和看法，有时还用嘲讽的口吻进行反诘。会场鸦雀无声，静听葛金芳的慷慨陈词辩解。最后，答辩导师们只好换了另一副面孔，讪讪地以赞扬的口气一致通过了论文答辩。葛金芳得到了学位，顺利毕业。看来，斗争还是最有效的自卫手段。
　　接连两三天的闷气，俪生实在忍不住了，事后在导师会议上，他发了火。他认为除第一场答辩外，底下三场实际上是在刁难学生，给研究生导师闹难堪！要不然根据什么，先封住本导师的口呢？！是谁定的规矩？“真是，青天大爷冤枉、冤屈！……”说罢，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答辩主任田昌五认为赵俪生给他闹了莫大的难堪，第二天清早给历史系递了辞呈，停止答辩，不干了。历史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张代经又一次捞到了好机会，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北京来的客人是好惹的吗？他将这件事汇报给校长聂大江，聂大江不调查研究，指令叫赵俪生在会议上给田昌五赔礼道歉。俪生最初拒绝参加会议，田坚持开会解决，因为他们是多数，且有校、系两方做后盾。张代经“不辞辛苦”地一昼夜跑我家四五趟，说服强制赵俪生开会，并说：“这个会，聂校长也参加。”他们是绝对优势，最后，俪生无奈，只好与会。
　　果然，田昌五当主席开会，聂大江根本没来。俪生很机警，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把连日来的答辩经过和请导师的经过约略讲了一遍，接着很沉痛地说：“目前有骑虎难下之感！认为导师们对待学生，不是出于对学术业务的实事求是、护才、爱才、奖掖后进之心，而是明显地使用权威和政治压力来压服学生，和学生站在对立面。嫉贤妒能，是当师表的最大忌讳。……”在座的副教授们显然没有料到赵某会作如此发言，互相观望，看谁接茬儿发言。最后，副教授杜经国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评议研究生是外紧内松。我们刚升副教授，都是经过赵先生评定的，我们很清楚，先生对我们是爱护、宽容的，可我们对研究生并非不爱护，而是外紧内松……”好一个“外紧内松”！霍俊江不是气跑了吗？杜经国这一表态，别的人不好说什么了。俪生接着向会议请假，要进医院看眼病，很明显，即抗议田昌五继续当主任，继续答辩下去。张代经无视任课导师请假，叫田昌五继续执行答辩。后来，终于由主管科研、教学的副校长徐躬耦教授批示：“任课导师不在场，答辩无效。”这才终止了田昌五的继续答辩。
　　这件事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带研究生的导师们都吸取了教训。此后，请答辩导师，关系不够的不请，“左”派唱高调的不请。田昌五此人恐怕不会再有如赵俪生这样的请家了。临届合格的毕业研究生五名，田昌五答辩了四名；剩下一名秦晖，后来由金宝祥当主任导师，另行组织班子答辩，顺利通过，拿到学位并毕业了。马明达外语过关后，于次年毕业。
　　从带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俪生不辞辛苦，昼夜忙碌，总想更多地为国家、为人民出一份力，能教育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来。回想二十年的岁月白白流逝，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呀？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也很清楚，自已处境依旧维艰。

　　5．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经历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风波之后，俪生的研究生及子女都被分到了四面八方。人去楼空，剩下的依旧是那寂寞冷清的作坊——“夫妻小店”。伤心之余，俪生从此下决心再也不带研究生了，但却禁不得系上一再把别人的研究生寄在他的名下。教学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生命，只要有精力，他总要支撑着去给学生们开点课，不是去向学生陈述什么教条、旧知识，而是用他那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和感情，去激发年轻人对专业的热爱，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历史系的天地太狭小了，我们也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舒缓一下身心，何况中国原本就是当客人容易、做主人难。于是，我陪他到社会上走“江湖”，应各大学之邀，到处讲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扩展到更大的空间，接受实践检验，反馈总结提高；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研究一些问题，包括学术的和大学教育体制的，等等。计到过的学校有：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西南交通大学、湘潭大学，等等。
　　在这其间，山东大学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拟将我们再调回山大。可是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原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抱着爱才的想法说：“我在甘肃一天，你也得在甘肃一天。”兰州大学也有意将俪生树为文科学术带头人，屡次向教委申报博士点，可是最终皆因“人缘”之故未获通过。有一次，十三个评委竟投了十三张弃权票，假如无人从中作梗，怎会有这么离奇的事？对此，我们以东汉古文经始终“降在小学”的待遇来宽慰自己。就在研究生毕业离他而去的那一年（1982年），俪生自己的学术科研也达到高潮，当年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创造了14篇的记录。1986年，就在他的三女婿倪逸家因病去世前后，他又积极响应教委号召，招收了来自各地的年轻教师，举办了助教进修班，以对待研究生的标准严格要求，并开出“绝唱”式的大课中国综合文化史。结合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热”，他在开宗明义的序言里指出，政治气息过于浓厚而学术空气过于淡薄，发展的趋势必然是虎头蛇尾。他提倡还是应当多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继承与扬弃的关系中去提高认识能力，他对原始思维、迷信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美学、从孟子到王阳明对主观能动性的弘扬等一系列命题，提出了自己多年来独到的见解。课开出后又引起轰动，当时来听课的学生又是人头攒动，教室总是塞得满满的。
　　人过七十以后，体力精力明显下降，科研和教学应该让年轻或更年轻的人去当梁顶柱，俪生的离休终于也获得批准。1991年11月，兰州大学和历史系联合为他隆重地举行了“祝贺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60周年，从事教学54周年”纪念会。各级领导、同事和学生们济济一堂，对他一生所从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历程来说，终于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现在我们双双离休在家，享受着颐养天年的清福。俪生仍免不了读书写文章的习惯，然而随着衰老，效率越来越低了，他有时也因此而急躁。人老以后，俪生的文风越来越凝练，文章短小精悍而且通俗易懂，庶几可以为时下年轻人文章越写越长、越写越晦涩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俪生一辈子不沾染吸烟、打牌、下棋、气功等活动，唯嗜喝茶，进餐时偶酌绍兴黄酒数盏。老来尤以书法自娱，开始时写些条幅、中堂，到现在只写大字对联了，每有亲朋索要，总是很高兴地即兴挥毫相赠，这也成为他唯一锻炼身体的方式。
　　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似乎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往往在对待外部事务上，不该忍的他忍受了，该忍的时刻他却又爆发出来，这样他便得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朋友和亲人。了解他性格的人宽容了他，不了解他的人难免耿耿于怀。我常和他开玩笑：“换了我，谁也很难侍候你一辈子。”我这辈子也经常和他发生争执，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绝无害人之心，他的心地是善良的。到老来我哑他聋，在交流上增添了一些障碍，也经常因误会闹出些笑话，但彼此之间还是心领神会的。
　　写到此，我是草草收笔。假如天假以年，我还要继续写下去。再者，我写此书，只凭记忆所及，故未标年、月、日，但大体顺序不错，还是有迹可查的。谨此收笔。

　　本文选自《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赵俪生、高昭一／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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